比如說，對于一個機械工程師而言，制造系統是一-系列改變物料的物理操作:對于-一個運作經理，它是一個產品流的大物流網絡:對于一個組織行為專家，它是一個由擁有共有觀念的人組成的社區;對于一個會計，它是一個相互關聯的現金流的集合，諸如此類。在許多方面，美國的開始都像是一張干凈的白紙。-塊廣闊的、高度開放的大陸為美國的發展提供了無與倫比的資源和無盡的機遇。

 

　　沒有舊世界傳統的枷鎖，美國人可以自由的書寫他們自己的規則。政府、法律、文化習俗和社會風俗，這些作為美國人自己選擇的結果，都是偉大的美國經驗的組成部分。很自然的，這些選擇反映出他們的時代背景。1776年，反君主制情緒在新舊兩個世界同時蔓延，它即將點燃法國大革命。這時候美國選擇了民主制度的道路。

 

　　1776年，蘇格蘭人亞當●斯密(1723~1790) 在他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the Nation)中預言了舊重商主義制度的結束和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開始。在這本書里，他清楚的闡述了勞動分工的益處和資本主義的“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美國人選擇了自由市場體系。

 

　　同樣在1776年，詹姆斯.瓦特(1736~1819)在英國賣掉了他的第一臺蒸汽發動機，第一次工業革命旋即開始。美國非常歡迎新的工廠系統，發展出了一套獨特的制造方式，并且最終率先在交通和通信方面實現突破，引發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在1776年，當時英國普通法是文明世界的標準。美國借鑒傳統，借用了羅馬法和《拿破侖法典》，立刻成為了全世界打官司最頻繁的國家。

 

　　3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美國人不會胡亂發明新的革命性的概念，而是從舊世界借、甚至偷過來，再將它們適用于新世界。因為新世界的需要不同，或者說因為他們沒有受到舊世界習慣和傳統的束縛，更坦率的說，因為他們天真，所以最后建立的社會和經濟制度是地地道道美國式的。美國曾創造了自己，這個不爭的事實造就了美國的國民性。

 

　　與舊世界那些早在建立國家之前就已經具有獨立民族精神的國家不同，美利堅合眾國是一一個由許許多多不具備共同意識的殖民者們建立起來的國家。因此，美國人積極的尋找一一種認同性，這種認同性表現為文化象征。而最有力又最獨特的美國文化符號那就是一一個獨自在邊疆尋求自由的個人主義者。這孕育了Davy Crockett 和Mike Fink 狂野的傳奇故事，也造就了林肯總統這樣的被稱為railspltter的民族符號。

 

　　即使開拓邊疆的時代已經遠去，拓荒者們的神話卻依然存活在關于西部牛仔、牧場主、槍手、礦工的文學作品以及鏡頭里。在之后的年代里，拓荒者的神話逐漸演變為創造者的神話，這種趨勢根植于本杰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和拉爾夫●. 華度●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的雜文所展現的新教工作倫理的沃土中。

 

　　這個神話在十九世紀成功的實業家當中造就了一批英雄人物(如，卡內基(Camegie)、洛克菲勒(Rockefeller)、摩根( Morgan)),也為19世紀80年代那些純粹追求財富的掠奪者(corporate raiders)提供了文化基礎。(16|17)那些用來指代“貪婪的十年”中企業接管游戲的玩家的詞語，如槍手(gunslinger)、 善意合作者(white knight)、宇宙霸主(masters of the universe)等，它們的出現絕非偶然。

 

　　而市場營銷和金融在美國的商學院里始終都比運作管理更流行，這也是有其原因的。我們似乎總是覺得在金融和市場營銷上可以大顯身手，可以開始一場大膽的冒險，或者拿出一項令人激動的新產品:而在運作管理上仿佛就只能在成本上省下幾毛錢，也許這是必要的，但卻一點也不令人興奮。關注細節或許是歐洲人和日本人的天性，因為他們那里的資源匱乏長久以來就是生活的現實，而這些在牛仔的土地上自然是不受重視的。第三種滲透到美國認同性中的文化力量那就是對于科學方法從根本上的信仰。

 

　　從啟蒙運動時期就已開始，而在美國則是以富蘭克林(Franklin) 的大眾科學以及之后的惠特尼( Whitney)、Bell、Eastman和愛迪生(Edison) 等人實用主義的發明為標志，美國人一向奉行理性的、還原主義的、解析的科學方法。美國第一個獨創的管理體系就是科學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4“用數字進行管理”的概念深深扎根于我們偏好于外科學( thingsscientific)的文化中。科學家們所鐘愛的還原主義方法(reductionist method )就是通過將個完整的系統分解，化整為零，然后逐個研究各個部分來分析這個系統。這是科學管理最基本的一一個信條。

 

　　科學管理就是致力于將工作分解成為一項項特定的任務，通過提高每項具體任務的效率來提高整體的效率。當今的工業工程師和運作管理研究者仍然專注于使用這種方法。這也是科學管理運動的一項產物。盡管還原主義對于分析復雜系統可能會是一個極其有效的典范一當然西方科學通過這種方法獲得了許多次成功，但這不是唯一有 效的方法。事實上，在工業領域中學術研究和現實實踐的差距往往很大，太過于關注獨立的組成部分會導致缺乏從全局系統的角度考慮問題。與西方的還原主義相反，遙遠的東方社會似乎保持著一一種全面的(holistic) 或者說系統的(systems) 角度。

 

　　在這種方法中，對于獨立的組成部分，往往更多的通過它們和其它子系統的關系來看，并且重視系統的全局目標。這種系統觀點無疑影響了日本的準時制造(JIT)系統的發展，這一點我們會在第四章更深入地討論。還原主義與全面觀點之間的區別可以從美國人和日本人對于制造運作的生產準備時間問題的不同反應而清楚地看出來。準備時間是將-臺機器從生產-一種產品切換到生產另一種產品所需要花費的時間。

 

　　數十年來，美國的工業工程或者運作管理的研究文獻中直把準備時間作為約束，導致了發展出各種復雜數學模型來確定“最優”批量，以平衡切換成本和庫存持有成本。這種觀點從還原主義的角度來看是非常有道理的，因為在這種觀點下準備時間對于我們所研究的子系統來說是給定的。相反，日本人更加全面地看待制造系統，認為準備時間不是給定的，而是可以降低的。

 

　　不僅如此，從系統觀點來看，降低準備成本很顯然是非常有價值的。巧妙地使用制具、夾具和循環外準備，諸如一分鐘換模(single minute exchangeofdie)或者SMED (Shingo, 1985) 這樣的手法使得一-些日本工廠相對于美國工廠而言得以顯著的縮短準備時間。(16|17) 并且使得日本的汽車工業成為了世界上最具生產力的典范。

 

　　這些工廠相對于他們的美國對手而言變得更易于管理，也更有柔性。當然，日本人的系統同樣存在弱點。它的錯綜復雜的定價和分銷系統使得日本的電子產品在紐約比在東京賣得還便宜。競爭被傳統的企業網絡嚴格限制了，這個企業網絡排斥新的進入者，導致了惡性的投資。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高額利潤撞上了被過度高估價值的股票和實際財產。當九十年代泡沫破裂的時候，日本發現自己陷入了長期的衰退，加劇了沖擊整個環太平洋圈的“亞洲金融危機”。

 

　　但是在許多行業，日本工人仍然是非常高效的，他們的投資回報率很高，而個人負債又很低。這些良好的經濟基礎很可能使得日本在進入21世紀之后仍然會是一一個強有力的競爭力來源。

 

　　文章來源：《工廠物理學》 作者是(美)霍普(Wallace J. Hopp)、斯皮爾曼(Mark L. Spea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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