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進民退”扼殺溫州模式？

    繼山西之后，媒體披露另一個煤炭資源大區也在推進國進民退的整合戰略。根據內蒙古相關部門制訂的方案，本地私營的煤礦企業須與國有煤炭集團或者國有合資煤炭企業整合。

    煤炭資源的國進民退將讓中國本土市場經濟模式喪失容身之所。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至今，令人印象深刻的兩大經濟模式：在農村是安徽小崗村的土地承包模式，一度激發出農村經濟的活力，使農民人均收入大幅提高，上世紀80年代是農村居民從改革中獲益最多的時期；在城鎮是溫州的經濟模式，從小型家庭作坊發展到成片的生產聚集帶，在當地擁有了足以笑傲世界的小商品城、小五金配套城，事實上，由于市場經濟勃興，業已形成大社會小政府雛形，到目前為止，以溫州為代表的浙江經濟都是藏富于民、居民最終消費最好的地區之一。

    溫州模式正在遭到扼殺。溫州人在山西投資的近600座煤礦，全部納入國有大型煤礦兼并收購行列，估計約有近2 000億溫州民資遭受重創。

    溫州商人進入能源領域鎩羽而歸，他們在煤炭、石油無限搖擺的政策中尋求生存空間，而目前的大規模整合，讓他們確信產權保護是一句空話。這會造成兩個結果，一是民間資金不再進入政策高風險的實體經濟領域，也不會進入市場高風險的傳統實體經濟領域，轉而進入資本市場與房地產市場，少數進入受政府鼓勵的節能等實體經濟領域——簡言之，溫州從實體經濟獲得的財富資本化了，溫州人從草根企業家轉型成為草根資本家。

    在此輪金融危機以前，溫州模式已經面臨挑戰。溫州的經濟發展速度逐年降低，最終到了出口經濟大受打擊的200 9年，上半年GDP增速僅4.5%，在浙江省內倒數第二，遠低于同期全國水平。

    溫州的進一步改革、溫州模式進一步發展需要制度改革相配套，比如介定具體的產權邊界，比如以逐步完善的法律鞏固民間資本做強企業的信心，比如允許溫州資金進入金融、進入大型項目領域，但這些期望落空，等待溫州商人的是對于溫州炒房團、炒煤團義正辭嚴的道德譴責，是當地政府試圖引進大型國企將本地民企邊緣化，是政府鼓勵民企進入高鐵項目建設，但由鐵路部門主導，民間資金只有出錢的份沒有管理的份。

    根據溫州銀監分局最近調查數據，溫州市民間融資總額每年約為2200億元。按小額貸款公司注冊資金最高額每家2億元來計算，溫州全市即將成立的16家小額貸款試點公司可以利用的資金最多也就32億，這個數字還不及溫州民間融資的一個零頭。更要命的是，小額貸款公司從融資到發展，每一步都受到政策的嚴格管制。

    實體經濟的溫州模式逐漸瓦解，正在堅決地步入資本化階段。先看房地產市場，今年8月，溫州市區新房均價已達2 6703元/平方米，逼近同一時期的上海內環以內新房均價，房價之高，已在全國遙遙領先。而2008年年初時，溫州市區新房均價還只有15477元/平方米，短短幾個月時間，溫州房價飆升73%，領漲全國。

    再看期貨市場。溫州原來的期貨公司營業部就是幾家，現在有十多家了，溫州現在有很多家公司做期貨。浙系資金成為期貨市場的主力，銅市、金市酣戰均有溫州資金為代表的浙系資金的身影。今年以來，有關投資眼光獨到的溫商正大量囤積單位價值高且儲藏方便的電解銅、鎳塊、黃金之類的傳言也不絕于耳。最后，溫州資金在股權投資也不甘落后，溫州起碼已有十幾家的PE(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在全國尋找項目。

    如果中國的金融領域最終像能源領域一樣實行徹底的國進民退，那么，中國改革三十年所形成的溫州模式，將只能在巴黎市場、在西班牙鞋市艱難地尋找落腳之地。猶太人所受到的歧視，是否會借助溫州人之體重現于當下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