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母親》是任正非的長篇回憶文章，這種情感真摯而濃烈的紀念文章，袒露著任正非的內心世界，用它來解讀任正非本人的精神向度，可能比其他任何講話與座談會紀要更有說服力。

 

　　任正非是這樣介紹他的父母的：

 

　　爸爸任摩遜，盡職盡責一生，充其量可以說是一個鄉村教育家。媽媽程遠昭，是一個陪伴父親在貧困山區與窮孩子廝混了一生的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園丁。

 

　　這里，任正非沒有使用更為確切的“中學校長”的職位來指稱父親，而是冠之于“鄉村教育家”;對于母親，則稱之為“園丁”。由此可見，他是頗以父母的教師出身為傲的。因此，在這樣貧苦的家庭生活里，任正非內心還留有這樣一種讓他感到可稱尊貴的基因。接下來，他簡介了他父親這名“鄉村教育家”的經歷——

 

　　爸爸穿著土改工作隊的棉衣，隨解放軍剿匪部隊一同進入貴州少數民族山區去籌建一所民族中學。一頭扎進去就是幾十年……

 

　　由于爺爺的良心發現，也由于爸爸的執著要求，爸爸才讀了書。爸爸在北京上大學期間，也是一個熱血青年，參加學生運動，進行抗日演講，反對侵華的田中奏章，還參加過共青團。由于爺爺、奶奶相繼病逝，爸爸差一年沒有讀完大學，輟學回家。時日，正值國共合作開始，全國掀起抗日高潮，父親在同鄉會的介紹下，到廣州一個同鄉當廠長的國民黨軍工廠做會計員。由于戰爭的逼近，工廠又遷到廣西融水，后又遷到貴州桐梓。在廣西融水期間，爸爸與幾個朋友在業余時間，開了一個生活書店，賣革命書籍，又組織一個“七?七”讀書會，后來這個讀書會中有幾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線，有相當多的人解放后成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干部。粉碎“四人幫”后，融水重寫黨史時，還把爸爸邀請過去。

 

　　這段文字，任正非把父親早年經歷描述得非常清楚，彰顯了一個愛國志士的形象。這一番描述，既有為其父親在之后的“文革”中受到的迫害叫屈，同時也表明了任正非對于父親這段抗日救國的經歷深感為榮，如同他對父母身為教師而感到光榮一樣。

 

　　父母的教師身份，培養了他對教育的重視，華為發展后的社會捐贈活動，很大部分是面向教育領域的。但更加重要的是，父母的優秀也讓他對自己的人生不甘于平庸。文章講了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文革武斗時期，任正非扒火車回家，半夜才見到了父母，第二天清晨臨走之時，父親脫下腳上的舊皮鞋交給了他，囑咐他要學習知識，不要隨大流，“學而優則仕是幾千年證明了的真理”，“以后有能力要幫助弟妹”。懷抱對父母的驕傲和溫暖，任正非文革武斗正酣之時，埋頭于學習。他不僅學習實用的數學和外語，還學習了幫助他思索人生的哲學、邏輯學。

 

　　任正非是家中老大，在兄弟姐妹眾多的家庭里，長兄如父的概念甚于一般家庭。作為長子，任正非需要為父母分擔家庭壓力，照顧更為幼小的弟妹，這種深深的責任感，是特殊的家庭環境和父母的教育給予任正非的精神品質。文章里還提到，在三年困難時期，任正非一家九口人全靠父母的工資生活，生活十分拮據，而在他將要上大學時，母親卻給了他兩件襯衣，這讓他心里想哭，“因為，我有了，弟妹們就會更難了”。這種長兄的心態在文章的其他故事里也有流露。任正非說，高考前三個月，為了讓他能安心復習功課，不至于餓到肚子，他的母親早上總會悄悄塞給他一個小小的玉米餅，“我能考上大學，小玉米餅起了巨大的功勞”。但“這個小小的玉米餅，是從父、母與弟妹的口中摳出來的，我無以報答他們”。

 

　　饑餓年代的艱苦生活，在痛苦中，也會給人帶來十分充盈的回憶。沒有糧食，任正非全家人到處找吃的，上山采紅刺果，或是“采幾顆蓖麻子炒一下當花生吃”，窮想辦法。但是最溫馨的記憶，還是全家圍坐一起煮南瓜，“沒有專用的廚房，而是臥室床前的地上，挖一個坑，作一個地爐，又做飯，又取暖，大家圍在一起，吃南瓜，和和融融”。這種艱難的環境，使家庭成員之間的心靈聯系變得更加緊密。1982年，任正非出席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的合影被其父親做成大大的鏡框，懸掛墻上，“全家都引以自豪”。

 

　　對家人深深的責任，讓任正非在人生無路的時候創辦了華為，他需要通過事業的成功來改善家人的生活。而這種奉獻家庭的使命感也內化為他的管理思想的一部分，在經營華為的時候，他也總是以實現家人幸福的口號來激勵員工，并以家庭觀念和倫理來作為上下級溝通、后勤保障的原則。比如說，他要求艱苦地區一定要把食堂搞好一點，要把餐廳布置得像個家，“餐廳干凈一些，空調、燈光舒適一些，桌子擦得干凈一些，放上一束野花，實在沒有花，也可以放一團白菜花、蘿卜花”。他還明確要求，前去非洲探親的華為家屬，一定要請她們去馬賽馬拉，“要把公司每年補助的三套機票用完”。他更要求上級要對屬下員工有愛惜之心，“古往今來凡能打仗的部隊，無一例外，都是長官愛惜士兵，不然就不會有士為知己者死”。

 

　　不過，家庭觀念畢竟是一個小的概念，在數量大于家庭的企業集體里出現公私矛盾，反而有導致腐敗的危險。因此，對于更大團隊的建設，無疑需要用更為宏闊的目標和更為深遠的使命來號召，對家庭的責任因此很自然地進化到了對國家民族的責任上來，這就形成了《華為基本法》里闡述的華為的社會責任：華為人需要“為偉大祖國的繁榮昌盛，為中華民族的振興，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不懈努力”。先“大家”再“小家”，呈現了一種先后次序之分。

 

　　當我們把目光回溯到華為早期的發展歷程，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民族主義激情的真實涌動。任正非無論是在用于內部宣傳的講話、文章之中，還是在對外接受的采訪、座談之時，都有大量的相關敘述，比如1995年年底，任正非在與“863”工程及國家科委的領導、專家座談時表示，華為的企業文化建立在國家文化的基礎上，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公司為基調，企業要靠信仰留人。

 

　　回到《我的父親母親》這篇文章。在文章最后，任正非十分痛心地自語道：“回顧我自己已走過的歷史，捫心自問，我一生無愧于祖國、無愧于人民，無愧于事業與員工，無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對不起父母。”這幾行敘述，雖然是以濃烈的筆墨表達了對父母的不舍和愧疚，但同時也在字里行間折射了他的價值取向：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使他認為個人的價值，就是要對家庭、事業以及國家都承擔起重要的責任。 “振興通信，中華有為”

 

　　這種家國情懷，其實也是任正非這個年代人所具有的普遍特征。作為一個20世紀40年代出生的企業家，任正非的成長階段中，充斥著意識形態的教育。這種意識形態的教育要求人們更加關心抽象、宏偉的集體性目標的實現，而非個人的具體愿望的滿足，要把個人價值的實現建立在集體性目標的完成上。與此同時，經歷了國家貧弱的年代，在那改革開放激流奔涌之際，振興民族的激情很容易落實為經濟建設上的奮斗精神。吳敬璉的一段話可以大概描述這種心態，他說：“我們這一代人總有揮之不去的憂患意識，這與自己的經歷中的家國多難有密切的關系。民族振興是我們這一代人刻骨銘心的夢想。我曾經說過，我們個人的命運是同改革開放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的。對民族前途自然就應當有一分責任和擔當。”

 

　　通過持續的企業文化運作，任正非個人的這種家國情懷也不斷凝聚為公司的重要文化理念。強烈的民族情感，尤其成為早期華為企業文化的重要特征。1993年7月1日，時任廣東省省長的朱森林在為華為題詞時，寫下的是“振興通信，中華有為——深圳市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贊”，把“華為”二字的定義解釋得非常清楚。華為將題詞登載在內部報紙《華為人》上，顯然是認可這一解釋的。

 

　　文章摘抄于：《華為哲學概論 》作者：樓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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