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希臘的法律理論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國家在其歷史發展的早期階段都形成了某些關于正義和法律之性質的觀念和思想，盡管這些觀念和思想的具體內容和表述方式可能不盡相同。我們之所以從闡述希臘人而非某個

　　其他民族的法律理論入手來考察法律哲學的演化過程，完全是因為古希臘的先哲們對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有著非凡的哲學洞察力。希臘人經由對自然、社會和社會制度所做的徹底且基本的分析而成了西

　　方世界的哲學先師，與此同時，希臘哲學也成了人們考察整個世界哲學的一一個顯微鏡。希臘思想家提出的一一些假設和結論因日后的經驗和發現而未能經受住時間的考驗，但是這些思想家用哲學的術語提

　　出和討論人生基本問題的方法以及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各種可能進路的方法，卻可以說是持久有效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弗里德里希. 尼采(Fricdrich Nietzsche)就此提出的論斷在今天看來仍然是正

　　確的，“當我們言及希臘人時，我們實際上是在不由自主地談論現在和過去”。海

　　我們是通過荷馬的史詩和海希奧德(Hesiod)的詩歌了解古希臘人的法律思想的。當時，法律被認為是由神頒布的，而人則是通過神意的啟示才得知法律的。海希奧德指出，野獸、魚和鳥之所以互

　　相捕殺,乃是因為它們不知道法律;而奧林匹斯山眾神之首的審斯卻把法律作為他最偉大的禮物賜予了人類。佳因此，海希奧德把非理性的自然界的nomos (有序原則或法則)同人類理性(至少是潛在

　　的理性)的世界的規則相對照。當然，日后詭辯派論者的懷疑論則是他所不知道的，因為這些詭辯派論者試圖從自然界里大魚吃小魚的事實中推出-種弱肉強食的權利。癥海希奧德認為，法律乃是建立

　　在公平基礎上的一種和平秩序，它迫使人們戒除暴力，并把爭議提交給仲裁者裁斷。

　　在古希臘的早期階段，法律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一的。 在法律和立法問題中，人們經常援引的是特耳非(Delphi)的圣理名言- -他的名言被認為是闡明神意的一種權威性意見。宗教儀式滲透

　　在立法和司法的形式之中，祭司在司法中也起著至為重要的作用。國王作為最高法官，其職責和權力也被認為是宙斯親自賜予的。庭

　　希臘人曾把葬禮看成是神法的命令，違反者將會遭到神的詛咒和懲罰性報復。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的悲劇《安提戈涅》(Antigone) 中有一幕著名的戲，它生動地描述了這種宗教義務與-位世

　　俗統治者的命令發生不可調和的沖突的情形。克里奧(Creon)國王禁止人們為安提戈涅的兄弟浦雷尼克(Polymeiks) 舉行葬禮，因為他生前違反了國家的法律。安提戈涅明知她的行為會使自己面臨死

　　亡的危險,但她還是勇敢地向這種法令提出了挑戰，并且按照希臘宗教所規定的儀式埋葬了她的兄弟。當克里奧國王要求她說明理由時，她論辯說，在埋葬她的兄弟時，她所違反的只是克里奧的法律，

　　而不是不成文的法律:

　　它們既不屬于今天也不屬于昨天

　　永恒地存在著: (沒有人能確知它們的生成之時)

　　我不怕激怒任何人

　　(也蔑視神的報復)為了捍衛它們

　　在這個著名的劇本中，我們發現了歷史上最早對這樣一一個為各個時代法律思想家都關注的問題的闡釋，即兩種法律秩序沖突的問題;這里的焦點在于這兩種法律秩序都試圖要求人類對它們表達排他

　　性的絕對效忠。

　　公元前5世紀，希臘的哲學和思想發生了- -次深刻的變化:哲學開始與宗教相分離，而且希臘古老的、傳統的生活方式也受到了徹底的批判。人們漸漸地不再把法律看作是恒定不可改變的神授命令，

　　而認為它完全是一種人為創造的東西，為權宜和便利而制定，并且可以根據人的意志而更改。同樣，人們還否棄了正義概念中的形而上特性，并開始根據人的心理特征或社會利益對其進行分析。

　　實施并推進這種“價值觀轉變”的思想家，被稱之為詭辯派(- -譯智者一-譯者) ，而且可以被視之為哲學相對論和懷疑論的最早的代表人物。例如，早期詭辯派的領袖人物之一普洛塔高勒斯

　　(Protagoras)就否認人具有關于眾神是否存在的任何知識，而且還宣稱作為個體的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存在”(being) 對他來說只不過是經過主觀渲染的“表象”( appearance)。他還認為，每

　　個問題至少都存在兩種觀點，而把弱勢的論點辯為強勢的論點正是詭辯的功能所在。廟詭辯派論者安堤弗(Antiphon) 將自然(physis) 和法則(nomos)作了明顯的區分。他宣稱，自然的命令是必然的和不可抗拒的，而法則的命令則是人類專斷制定的，是那種因時、因人和因勢的變

　　化而變化的、偶然的和人為的安排。他認為，任何人只要違反自然法則就必定會受到懲罰。但是,如果-一個人違反國家的法律而未被發現，那么他就不會受到懲罰也不會喪失名譽。這個論辯中所隱合的

　　乃是這樣一種假設，即人所約定的慣例(human convention)，實際上只是對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 )設定的一種桎梏。

　　從與上述相類似的前提出發，詭辯家卡里克利斯(Callicles) 也把“強者之權利(right of the strong) ”宣稱為與“約定”法( conventional law) 相對的“自然”法的基本原理。他認為動物

　　生活和人類生活的本質是建立在強者對弱者持有先天優勢的基礎之上的;而另- -方面， 人之法例規定則是由弱者和多數人制定的，因為弱者總是占多數。法律試圖使人平等，然而人在本質上卻是根本不

　　平等的。因此，如果強者蔑視民眾的約定，擺脫了非自然的法律限制，那么他實際上就是在按自然法則行事。住

　　同樣，斯拉雪麥格(Thrasymachus) 也鼓吹“強權即公理”。雖然他可能不贊同卡里克利斯對自足的超人的那種狂愛，但他卻深信，法律乃是握權在手的人們和群體為了增進他們自身的利益而制定

　　的。柏拉圖在其《共和國》- -書的一段著名文字中，就確信斯拉雪麥格對正義作過下述定義，“ 我斷言，正義不外乎是對強者有利的東西。”住因此，正義者就是遵守服務于統治集團利益的法律的人，

　　不正義者就是無視這種法律的人。斯拉雪麥格認為，既然遵守統治者命令的臣民實際上是在增進另些人的利益而使自己受到損害，那么正義者往往會比不正義者的生活狀況更糟;因此，如果人能繞開

　　法律，那么他為不正義的行為便是值得的。“如果不正義大到足夠程度，那么它就會比正義更有力、更自由、更高明”。理